白癜风治疗费用 https://m.39.net/pf/a_4536628.html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特派记者黄小星发自西昌我和采访对象吃完一顿饭后，到购物中心楼下买了杯奶茶。吸着甜得发酽的奶茶，我几乎要为我这一刻的满足惭愧：刚刚挥别的采访对象李浩，在去年的普吉沉船事故中，失去了他的妻子、女儿、岳母。带着一丝奇异的愧疚感，我在当晚看到西昌牺牲消防员的报道时，突然下定决心：我要去。最近两个月，我接手了不少与“死亡”有关的题材。从绍兴小伙为了拍摄“快手”视频跳河身亡，到埃塞空难，到普吉海难回访，再到如今的西昌烈士，某种程度上，我其实不堪重负。视觉中国供图如何描绘巨大的悲伤说不上幸与不幸，年过三十，也集齐过地震、爆炸、沉船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现场，我几乎从未见过任何一位真正的死者。我刚入行时，跑过一条热线新闻，一个20岁的工人，失足跌进搅拌机惨死。家属不服，来找工厂论理。我跟家属聊到最后，才发觉他们一直倚靠着一台冰柜，“这里面是什么？”我问。“是他的尸体，都碎成一块块了，”说着，家属拉开冰柜门，招呼我上前看。我退后几步，惊得说不出话来。那可能是我离一个人的遗体最近的一次，而我错失了那唯一的看上一眼的机会。视觉中国供图这些年，我好像也接触过不少与“死”有关的话题。我写过临终关怀，写过死亡教育，写过人大代表的“安乐死”建议；我还探访过中华遗嘱库，知道老人们在面对沉甸甸的死亡时，最放不下的是什么。我碰到一个老人，他号称和大儿子有“血海深仇”，为了防止大儿子变卖家产，他把房产证在腰间拴了6年。来立遗嘱，是为了宣告，大儿子失去继承他一切财产的权利。写得多了，我的编辑们总觉得，喏，这类选题很合适你。有同事一直希望我去写写林生斌，他们相信，我能写出一个类似于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那样的故事。可怎么可能呢？这太难了。电影里的男主角钱德勒，余生面对着他过失烧死几个孩子的罪责。电影里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当他回到伤心地，偶遇曾经悲恨交织的前妻，她已经改嫁，甚至孕育新生，她为曾经的自己抱歉，邀请他一起吃餐饭，可是钱德勒粗暴地打断她，他说，真抱歉，我得走了。假如我见到林生斌，我能问他些什么呢？面对着他人巨大的悲伤，我的职业身份有时无法成为我的铠甲，身份下的那个人，也是无力的。今年3月25日，因导师不端而自杀的研究生陶崇园离开一周年了。同行的报道里说，一些人的诉苦是小动物在凄风冷雨中瑟瑟发抖，需要人抱进怀里取暖，而另一些人，他们诉苦像强台风过境的清晨，一面哀叹雨骤风疾、损失惨重，一面已经准备好收拾残枝败叶了。而我觉得，大概有些悲伤，像看到春天的枝头，冒绿芽了，要开花了，天气暖得要把笨重的外套一层层剥下来，可你满眼只有那个逝去的冬天。视觉中国供图记者能给予遇难者什么这两天在西昌，看见的眼泪汇聚成海。来自烈士们永失所爱的至亲，来自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兄弟，来自与他们素昧平生的市民。我一直没有哭，可是在稿子完成的这天晚上，我忽然觉得难过。那天下午，我刚刚采访完一位幸存消防员，他一屋子的室友牺牲了一半。眼泪是尖锐的、不顾一切的，我的难过，像是钝重的袭击，它无声无息，却让人毫无防守之力。视觉中国供图若干年前，我有一篇传播挺广的报道，写的是天津爆炸牺牲消防员父母通过试管再孕。大概也是因此，这一次我格外想来看看。那次采访时，我掉过许多眼泪，比如，听到牺牲队长梁仕磊的未婚妻，后来常常来到空空荡荡的中队，把自己关在未婚夫办公室，在院子里一遍遍行走；比如，听到19岁牺牲消防员蔡家远的母亲讲述，她梦到儿子还是小时候的样子，摸到床铺湿了，她问丈夫“儿子是不是又尿床了？”从梦中惊醒，才发现是自己的泪水沾湿枕头。视觉中国供图采访对象常常和我说起他们的梦。讲述的过程，也往往引出他们不可抑制的眼泪。失联留学生章莹颖的母亲，经常梦到女儿回来了，她还穿着离开时的花裙子，坐在床边。梦太真切了，她有时甚至能听到裙子发出的沙沙的声响；李浩说，他常常一闭眼睛，就梦到最后一次和妻子女儿告别的情景，隔着大巴车玻璃，妻子教女儿对爸爸说：“再见。”视觉中国供图他们的眼泪，常常让我手足无措。我觉得，自己真残忍啊，记者这个职业真难受啊。把伤口和泪水坦荡给一个陌生人，该是多大的信任，可我能带给他们什么呢？我会不会打扰、冒犯他们，在他们尚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大概我们真的像那些网友所说的，是在吃“人血馒头”？我总想尽我所能，开导与劝慰他们，我相信我的文字或许不会辜负他们的信任。可是，他们需要来自一个陌生人的安慰吗？李浩跟我说，别人的安慰没用的，“一点用处都没有，”他强调，我觉得面孔发烧。视觉中国供图那么我在坚持什么？大概是很多年前，我的一位同行告诉我，他采访过一位死者家属，家属当时很不满，可是过了些时日，家属反而问他们索取报纸，想留作纪念。这是一个普通人最后的记录，同样易碎的新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一个生命画上了不朽。我们记录，是因为我们悲悯、唏嘘、痛惜，并相信这种情感普世共情；或者得到某种鼓励和警示，好让后来者不带遗憾地前行。我们打捞沉没的记忆，不是为了重揭伤疤，而是相信再渺小的生命也值得被书写，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里说，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只有被惦记的灵魂，才能踏上花瓣桥和家人重聚。想到这里，我大概也能和自己和解。视觉中国供图他们能和解与放下吗？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死亡，该如何告别？和解与放下，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最近大热的电视剧《都挺好》，被原生家庭伤害至深的苏明玉说，“每个人都有权利不和自己和解，”“但是你可以选择放下”，男朋友说。在我出发西昌的当天，还看到一条新闻，林生斌撤回对绿城等六被告的起诉，达成调解协议。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他和自己的和解，他真的放下了吗？过去对他的报道里，我读到，他把妻子与三个孩子的头像纹在自己的背上，纹身师很犹豫，他觉得余生还长，不愿林生斌背负这样的印记一辈子。面对亲人的离去，怎么才能和解与放下呢？这是一道每个人不想面对、却终将直面的难题。我曾访问过很多一次空难事故的乘客家属，他们中有不少人，依然抱有坚定信念，相信亲人一定会回来。想象中，重逢总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场景，就像出了一趟远门，总要回家。视觉中国供图“人们凡事喜欢问一个原因，但未必事事都有一个答案。很多时候，能够找出原因是一种幸运，而在更多的时间里，世界保持着惊人的缄默，按照自己的节奏森然运转，没有回应，更不会有解释。幸运的是，人们还有遗忘作为救主。”我曾在我的稿子里引用专栏作家和菜头的这段话。“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我们总得面对，这再凉薄不过的现实。时间是良药吗？遗忘真的是救主吗？有人曾问过李浩一个问题，如果有一颗药丸，吃下就能忘记和你妻子所有的一切，你愿意吗？李浩认真思考了一下，说，我不愿意。他在墓碑前告诉失去的三位亲人，他将好好活着，带着那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悲伤，更有那些曾经那些虽然短暂、但确实闪闪发光过的日子。视觉中国供图逝去的生命带来改变“人间不值得”。这句话红了，据说文艺青年们纷纷把它纹在身上。人间值得吗？我想，是值得的。当我又冷又饿，在意大利马纳罗拉渔村，看到一场觉得此生不会再有如此美的海上日落；当我因为努力加上一点好运气赢得褒奖，获得职业上的高光时刻；当某天晚上，我和孩子他爸和我不到1岁的女儿坐出租车回家，她蓦然发现窗外的华灯，趴在座位上踮起脚尖睁大眼睛……我陡然觉得，呵，人间真值得呀。视觉中国供图微博上有个段子，说杭州真是一座神奇的城市，“第一朵郁金香开了要上新闻！第一朵荷花开了要上新闻！第一朵桂花开了要上新闻！第一朵梅花开了要上新闻！”大概，这也是想让你在看到那些并不愉快的与死有关的新闻之外，依然觉得“人间很值得”。可是我们总要面对，那除却极端的欢喜与悲伤外，填补人生大部分时间的平淡与庸碌，我们也总要面对，心灵上的至暗时刻。哪怕这样的时刻，只是像杭州最近红了的那个崩溃逆行小哥，“公司在催我，女朋友也在催我，我压力好大，好想哭……”你无法预料到，哪一朵情绪上的坏雪花，会引发一场摧枯拉朽的雪崩。更不用说，那些目睹至亲离世带来的真正内心崩塌。而死亡，是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总不得不面对的时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终点，同样的，我们每个人都以为，我们离这个终点都遥不可及。直到那个终点，猝不及防地降临。比如，这群在转场时遭遇爆燃而牺牲的西昌烈士。他们只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平凡而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有憧憬和梦想，有烦恼和迷茫，同样也有人性的瑕疵，我在写作时，也想把英雄们还原成一个个真实的人。他们得到悼念，极尽哀荣，可是如果可以选择，他们以及他们的亲人，或许不会想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被铭记和感念。4月5日，各地群众前往西昌市火把广场向扑火烈士敬献鲜花。视觉中国供图一个幸存的消防员跟我说，当他告诉母亲自己一个寝室的战友牺牲了一半，母亲在电话那端哭到脚软，他不敢想象，如果他也冲进了火场，母亲会怎样。就像那位在儿子的遗像前反常地笑着，夸儿子是“好样的”父亲，生命的逝去，无论哭着或笑着面对，都重如千钧。4月5日，一对母子在西昌市火把广场伤感祭奠扑火烈士。视觉中国供图但已经有些微小的改变，在这些生命逝去后显现。就像那些出现在西昌、杭州、四川宜宾、广西百色等地，市民们送来的矿泉水、牛奶、外卖奶茶，不愿具名的市民写下：“致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愿你们每次都能平安归来。”就像还有人，在更努力地探索消防员的职业化之路。西昌匿名市民给英雄大队送来的牛奶。黄小星摄生命的延续与告别生命怎样延续？有时，它的铁律令人不得不敬畏；有时，它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个清明节前，不听劝阻、赌命生子的吴梦离开了。年，曾为她主刀的全国肺移植专家陈静瑜发表感言：“完成世界首例肺动脉高压产妇肺移植，作为吴梦的主刀医生我却一点也没有开心的感觉。这一例手术是沉重的、揪心的，这类世界第一个手术，我希望到此为止仅此一例，今后永不再有。”在天津爆炸中牺牲的消防员蔡家远的母亲，时不时给我发来一张她小儿子的照片。在43岁的高龄，她选择试管再生育。她最终得到一个孩子，她相信，这是牺牲的儿子回来了。视觉中国供图也有一些离开，大概能令人暂得安慰。我曾回访过宁波的牵手夫妻，两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牵手作别；还有一篇，每次我写与死亡相关的选题，总会拿出来再看一遍的，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马金瑜的《为父亲作最后选择》：当浙大一院毒理专家陈作兵面对身患恶性肿瘤晚期的父亲，没有选择“积极”的治疗方案，而是尊重父亲的意愿，让他平静离开。78岁的父亲最终回乡，安度最后岁月，他种下青菜和南瓜，留给自己的孙女吃。死亡有一万道门，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各自离场。它可能是归宿、是解脱、是未知、是惩戒，而生命该以怎样的方式终结，我们该如何与生者告别，某种程度上，他们给了我答案。好像也只有这唯一一个与死者有关的节日，我们才肯停下来，思考一下这沉甸甸的命题。打开朋友圈，我又迅速关闭，一个和我同龄的朋友写，“你离开了20多年，可我还是想像每个孩子一样，回家了喊一声，爸。”另一个朋友写，“我也不是很想你，但我还是想梦见你。”愿你我，好好活着，平安喜乐。视觉中国供图
转载请注明：http://www.ufmec.com/ysbj/1429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