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岳是一名心外科医生，他写下了一个因为得了先天性心脏病而在鬼门关里走了两遭的孩子的故事。
医院是全世界最大的心脏专科诊疗中心，一年要做一万多台外科手术。在这里工作，有时会有一种错觉，仿佛自己是一个巨大流水线上的机械手臂，来做手术的患者就是被送上流水线的待检机器。每个患者经历检查、手术、恢复、出院的流程，大多数恢复正常运转，重新投放社会，少部分病情实在太重，我们也无力回天。
作为一个基层住院医，更多时候不过是单调机械的重复行为。有一段时间，我就在这样的状态下工作。
直到文彩霞、文忠健这对母子住进病房。
三胞胎中最小的那个得了先心病
那是文彩霞第二次带着儿子来阜外看病，第一次是三年前，孩子刚出生不久。
文彩霞来自山东菏泽农村，五年前来到北京，在一家干洗店打工，并在那里认识了孩子的爸爸，一起生活两年后，文彩霞怀孕了。
两人有结婚的打算，但因为孩子爸爸正在跟自己父母分家，独立落户的手续没办好，结婚的事就一直耽搁着。尽管出身农村，文彩霞对待婚姻的态度却很前卫，她觉得只要认可这个人就能在一起生活，没再计较领证的事。
孩子一天天地把文彩霞的肚子顶起来，比一般孕妇的大出许多，文彩霞检查后发现怀的是三胞胎。三个生龙活虎的小家伙的出世，冲淡了未婚先孕给这对年轻人带来诸多压力与纷争，文彩霞也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中。
不过这种喜悦并没维持多久，就被新的、更大的忧虑取代了。
文彩霞发现，最小的孩子每次哭闹一阵后，嘴唇就会变紫，有时甚至会翻白眼。邻居说孩子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病。文彩霞赶紧抱着刚出满医院看病，心脏超声的结果很快出来，诊断是肺动脉瓣狭窄。
但文彩霞的小儿子很不幸，属于极少数很严重的情况。不仅需要手术，甚至需要不止一次手术。就算治疗成功，一切顺利，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伴随各种并发症。至于长大以后的劳动能力和预期寿命，更是没法保证的事。
听到这些，文彩霞觉得眼前一片灰暗。而更严酷的现实是，治病要花钱，这么复杂的病，总共要花上二三十万。
卖孩子？还是养下去？
走投无路的时候，有邻居给他们出主意：卖孩子。
文彩霞打工的干洗店在北京一个高档小区里，有经济条件不错却生不出孩子的业主，听说文彩霞生了三胞胎后，想要收养一个，拜托跟文彩霞熟识的邻居沟通。邻居说，“小儿子治病急需钱，那家人马上就能拿出来，卖掉的孩子，可以等断了奶再抱走，只是往后两家人谁也不能再提这事。”
孩子妈妈坚决不同意，孩子爸爸却听到心里去了，一个健康孩子能卖二三十万，拿这笔钱给小儿子治病，如果治好了，虽然不能生活在一起，好歹也都能活着。最差的情况，即使治不好，卖一个、死一个，还能剩一个。
孩子爸爸对卖孩子的想法越来越着迷，反复劝说文彩霞把孩子卖了。到后来，文彩霞不敢让孩子爸爸单独把孩子抱出去，万一真的卖了，因为没结婚，孩子还没上户口，到时候要都要不回来。
文彩霞觉得无法跟这个人继续生活下去，于是悄悄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山东老家，“就算没钱治病，也不能放弃不管，自己好好养，能养多大算多大”。她甚至有些庆幸没领结婚证，省却了很多麻烦。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儿子嘴唇紫得越来越厉害，而且由于从小一直惯着，稍微有一点不顺心他就闹脾气，长大后懂得更多，闹得也更凶。在家里晕厥过两次后，文彩霞觉得再拖下去也不是办法，经过这几年在离家不远的城市打工，攒下了两万多的积蓄，她决定再带孩子来北京看一次病。
这一次，文彩霞找到我所在的病房的主任，主任对她说的话，和她两年前听到的差不多，她却听得更明白了。
她记住最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让她觉得绝望的那二三十万手术费，不是一次就得交上，做第一次手术用不了那么多。
第二，无论从手术时机上考虑，还是从孩子现在的状态看，都不能再等了。
住院期间走了两遭鬼门关
不到三岁的孩子，从小娇生惯养，突然离开妈妈，孤零零地被放在造影床上，肯定会哭闹。一般情况下医生会给点麻醉，让病人镇静，减少耗氧。可这孩子实在闹得太厉害，药还没给进去，人已经不行了。
导管室医生和麻醉师立刻进行抢救，等我到达时，孩子的情况已经恢复平稳。导管检查以后也都不敢再给这个孩子做：一根导管从大腿根顺着血管穿到心脏里，刺激太强烈，太危险了。
回病房的路上，我向文彩霞解释刚才发生的事，她没有抱怨，一边不停地道谢，一边焦急地问，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只能退而求其次，做CT。因为CT和造影都是有放射性的检查，不能同一天做，再加上要协调各个病房的检查需求，CT被安排在周五。
就在这等待了两天中，孩子又经历了一次危险。
孩子的嘴唇又开始发紫了。我让护士把氧气接上，再给点镇静药，孩子太闹吃不下药，只能从肛门给药。就在取药的功夫，孩子的神志开始变差，声嘶力竭的闹变成有气无力的哭，等护士回来刚把药给进去，孩子就大小便失禁，药全都拉出来了。
我们病房的护士长干了三十多年儿科，一眼看出来不对，一把抱起孩子就往监护室跑，裹孩子的小被子上还有屎和尿，也顾不上躲。
这孩子，又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在生死关头，她没有犹豫地说“要”
疑难病例讨论是先心病病房延续多年的特色传统，可在患者家属眼中，所谓讨论，就是对孩子命运的审判。
主刀医生跟文彩霞进行了一次严肃的病情交流，如果病情过于复杂，有可能硬着头皮做完手术后，病人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开胸后发现根本没法处理，再原封不动地关上，什么都不做，至少不会变得更差。
听这些话时，文彩霞一直在抹眼泪。
但当被问到要不要做手术时，她快速地说了一个字，“要”。回答的干脆程度，让我们都有点担心，她是不是没听懂即将面临的风险。
她显然不是什么饱读诗书，懂得很多大道理的人，也不像经历过什么大场面。我还记得他们刚来住院时，这对母子简直就像从土坡里爬出来的，浑身上下蒙着一层灰。文彩霞身材不高，穿一件橙红色外套，像个地瓜，儿子则因为有病的缘故，脸和嘴唇都是紫绀的，像个圆茄子。说起话来，也是乡土气息浓厚。
或许是见过太多家庭在这一刻的犹豫不决，或意见不统一，或反复追问医生无法保证的事，这个浑身上下冒着土气的农村妇女干脆利索的决定，让我们都有点意外，也有点震撼。
手术前一夜是最难熬的
最难熬的是术前一夜，最怕的是明明第二天一早就要手术，病人却在头天夜里犯病，没抢救过来。幸好这一夜小家伙睡得踏实，没再哭闹。
切皮，锯胸骨，剪开心包，都很顺利。看到血管发育的情况很好，我觉得操作难度不大，暗暗松了口气，小声跟组长说：“看样子应该没啥问题吧！”
组长很谨慎的回答：“嗯，做起来应该不难。不过还是得小心。”
手术做的干净，关胸速度也很快，等缝完切口，氧饱和度已经一路飙升到90%，接近正常人水平了，我跟组长说：“如果能一直保持这个水平，都可以不用做第二次手术了。”组长依然是一脸平和地说：“现在是麻醉状态，吸入氧浓度高，等呼吸正常空气就没这么高了。再说，现在够用，等过两年孩子长大了，耗氧量增加，就又不够用了。”其实我心里也明白，本意是想称赞一下领导手术做的漂亮，反倒被教育了一番。不过只要手术顺利，无论怎样心情都是好的。
十一点多手术结束，病人送到恢复室后，我电话通知文彩霞，告诉她手术过程顺利，她在电话那头依然没有多问什么，还是不住地说：“谢谢，谢谢！辛苦你们了！”
我从麻木的医生生活中被拯救
小家伙的术后恢复很顺利，虽然偶尔还会哭得震天响，但因为手术有了效果，不再那么容易缺氧了。每次查房走到他床旁，医生护士都喜欢哄一哄、逗一逗他，毕竟是自己辛辛苦苦抢救回来的，心里都希望他好吧。
有一天我值夜班，文彩霞抱着孩子在走廊里玩，她看到我在办公室坐着，就进来咨询一下术后复查的事。那会小家伙已经快出院了，恢复得很好，一会抢我的笔胡写乱画，一会把桌上摆的心脏模型拆开当积木玩，我拿听诊器跟他玩打电话的游戏。
过了一会儿，文彩霞说有张新农合的转诊单需要我签名，我发现孩子是跟她姓，多聊了两句，才知道她之前的那些经历。这些经历不寻常，她讲起来却很平静，只在说到卖孩子的时候抹了一次眼泪，很快又不好意思地笑笑，就过去了。
我好奇三胞胎中另外两个叫什么名字，她说老大叫文忠天，老二叫文忠行，最小的这个叫文忠健，请别人帮忙取了几组名字，她觉得这一组最合心意。说完，她依然是有些难为情地笑。我不确定她是否确切明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的意思，不过她的行为，确实是这句话的践行。
聊着聊着就快到晚上九点了，护士叫我去晚查房，我最后问文彩霞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先带孩子回老家，等恢复的差不多了，就给他姥姥带，我还得出去打工赚钱。本来这次看病就借了点，而且，还得给下次手术准备呢。”
这段时间里，我又接诊过很多先心病患者，比文忠健病情更复杂、更危重，或者家庭情况更困难的也见过不少。唯独这对母子一直让我念念不忘。大概是因为他们刚好出现在我开始工作不久后的困惑时期，他们的出现把我从那种机械化的劳役状态中解脱出来，让我重新发现做医生的乐趣。
我的工作内容并没有改变，依然是重复着问病史、写病历、拆线、换药这些最基础的临床工作。面对治疗，患者们表现各异，有人十分配合、充分信任，也有人会犹豫、恐惧，甚至猜疑。这时要耗费更多精力才能完成治疗。
可这是在给人治病啊，人不就是这样吗？等从手术中恢复过来，他们又会急着开始新的生活。小孩子好得最快，还没出院就惦记着坐滑梯、踢足球。老人们要慢一些，但心里也都盼着能早点不用子女照顾，甚至还能反过来再帮着他们带带孩子，做做家务。都是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可一旦具体到某一个有名有姓的人身上，就会令人感动，叫人想去帮助，这就是医生的职责。
我开始愿意去了解那些不会被写进病历里的故事，这些疾病以外的部分，让患者成为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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