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西两种医学相互结合，即中医的整体观与西医的局部观相结合；中医的宏观与西医的微观相结合；中医的机体反应性与西医的病原致病性相结合。上述的三个结合，能充分体现中西两种医学相互取长补短的特色，从而充分发挥其互补作用。由此临床诊断治疗才能超越前人。小编将分两次向大家介绍我省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裴正学教授在内科领域的中西医结合思想。
内涵
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中医因没有现代化大工业所提供的先进诊疗工具，没有条件从微观上认识疾病，只能通过审证求因、逻辑推理的方法从整体上去分析疾病发展的过程；西医通过现代化大工业所提供的先进工具，对疾病的微观变化了解的非常精细，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为西医的病理诊断奠定了基础，从而确定了西医对疾病微观的认识。但是西医对微观认识的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疾病表现的另一个方面—整体变化。正因这样，中医宏观推理与西医微观观察相结合，内科领域势在必行。
现以肝病为例说明这一问题，中医不知道肝病之微观变化，但是经几千年的经验发现了肝病的特点，即所有的肝病都有三个证候：急躁易怒、胸胁苦满、口苦咽干。此三症，中医称之为肝气郁结。中医认为肝属木，木喜条达，主疏泄，郁则为病。故郁为肝病之本，肝气郁结则不能疏泄，从而横逆犯胃，五行称之为肝木克土；脏象上则为肝胃不和，《金匮要略》之“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为其理论依据。在肝病基本证候基础上若出现“颜面微黄、少气懒言、食欲不振、体乏无力”等脾胃虚弱证候，即肝气郁结与脾胃气虚证候同时出现，说明已发展为肝木克土。肝气郁结主方为柴胡疏肝散，肝木克土主方为逍遥散加味。此为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肝气郁结，郁久化火；脾胃气虚，气虚可致阳虚。阳虚则生湿，火湿相合则为肝胆湿热。肝胆湿热表现为舌红、苔黄厚腻、目赤、尿短、大便干结。肝胆湿热的主方：龙胆泻肝汤或胆胰合症方（方由柴胡、枳实、白芍、甘草、川芎、香附、大黄、黄连、黄芩、丹参、木香、草寇、元胡、川楝子、制乳没、干姜、公英、败酱组成）。肝胆湿热，热甚而湿减，进而出现肝肾阴虚证，此时胸胁苦满、舌红少苔，骨蒸潮热、五心烦热、盗汗，方用乙癸同源饮。如果在口苦咽干、急躁易怒、胸胁苦满、颜面微黄、少气懒言、食欲不振、体乏无力之基础上出现肝脾肿大，舌质瘀斑、脉滑涩，则为气滞血瘀。此证的主方为：血府逐瘀汤；膈下逐淤汤；牛丹合剂（川牛膝、丹参、麦冬、甘草、生地、熟地、白芍）。脾胃气虚继续发展，由气虚到阳虚，再由阳虚到水泛，则为脾肾阳虚，此时出现浮肿、门脉高压、腹水。主方有：柴芍六君子汤、实脾饮、导水茯苓丸、强肝汤（生地、白芍、当归、黄芪、黄精、郁金、党参、泽泻、甘草、山楂、山药、丹参、秦艽、神曲、板蓝根、茵陈）。肝气郁结、肝胃不和、肝胆湿热、肝肾阴虚、气滞血瘀、脾肾阳虚等为前人在实践经验中拟定效方，治疗肝病之准绳[1-3]。
西医是从病原学方面认识肝病的，肝炎有甲肝、乙肝、丙肝、丁肝、戊肝、庚肝等类型；除肝炎外肝脏疾病还有自免肝、酒精肝、营养不良肝、肝癌、肝包虫病、肝硬化等。当肝功能正常，肝脏仅有弥漫性改变，为慢迁肝；当肝功能异常，即ALT、AST发生改变，而脾脏有轻度肿大时，为慢活肝；当脾脏厚度超过40mm，门脉口径超过13mm，则为肝硬化。与此同时若白球蛋白倒置，转氨酶升高，食道静脉曲张，此时为肝硬化中期[4]；在此基础上如果出现腹水，则为晚期肝硬化或肝硬化失代偿期[5,6]；出现小便不利，血钾、尿素氮升高，为肝肾综合征；出现血钙上升、血磷下降，说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患者已处于病危。
中医如掌握上述指标变化，就可以了解肝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在病情发展的不同阶段再根据辩证治疗，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治疗方面西医根据实验室检查对症处理，比如缺乏支链氨基酸就补充支链氨基酸，缺乏白蛋白就补充白蛋白。如果出现血氨增加就输注精氨酸、谷氨酸、乙酰谷氨酰胺；保肝则用还原型谷胱甘肽、甘草酸苷素、葡萄糖、胰高血糖素；如果出现睡眠颠倒则说明已发展为肝性脑病，此时治疗应给予精氨酸、谷氨酸、乙酰谷氨酰胺、门冬氨酸钾镁、口服乳酸果糖。若贫血严重则应该检查大便常规，出现阳性结果，说明有食管静脉曲张，对于出血情况可根据病情和临床症状、体征来判断出血量，如大便潜血阳性说明出血超过5ml，出现黑便说明出血在50ml以上，有呕血则出血在ml以上，若出现面色苍白，脉搏大于次/分，出血量超过ml，可给予输血。血压下降，应该给予间羟胺、多巴胺等升压药及时救治[7]。肝病任何症状的出现，西医治疗都采用急诊处理，这种治疗对挽救病人生命固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整个肝硬化失代偿的后继治疗往往不尽人意。中医辨证论治其实是一种针对肝病的综合治疗，这些方药对门脉高压、转氨酶升高、白蛋白降低均具有“治病必求于本”的涵义，是西医所达不到之功效[8]。中医认为转氨酶的升高是“有余”，当“去其有余”，清热解毒法组成的降酶合剂（二花、连翘、公英、败酱、白花蛇舌草、半枝莲），临床降酶疗效显著。白蛋白的下降是其“不足”，当“补其不足”，强肝汤（黄芪、丹参、当归、白芍）一派扶正固本，堪当此任。而西医对白蛋白下降，采用补充白蛋白输注等对症治疗，虽然常有立竿见影的疗效，但仅仅是一种替代疗法，较之于中医的扶正固本对肝功能的改善没有持久效应。
病原致病性和机体反应性的结合疾病发生有两个因素，一是病原的致病性，即致病因子的致病；二是机体的反应性，即机体对致病的应答能力。病原因子侵入机体后，不同人群反应各异，这就说明机体反应性对疾病的形成作用。西医偏重于病原的致病性，而中医偏重于机体的反应性。比如感染，致病微生物侵入人体后，在急性阶段病原的致病性占主要地位，此时西医疗效较好，当感染进入慢性阶段后机体的反应性占病程的主要方面，中医在这个时候可充分发挥作用。急性扁桃腺炎西药抗菌素可在短期内获效；而慢性扁桃腺炎中医用调节机体反应性的方法能够使肿大的扁桃体变小，使病情好转甚至痊愈。急性骨髓炎西医抗菌素有效，而慢性骨髓炎形成窦道，经久不愈，流脓不止，西医对此疗效不佳，只能用外科清创的办法对症处理；中医用托里透脓、扶正固本、开腠理见阳光等方法调整机体反应性，往往达到很好疗效。又如肺部感染的急性期患者出现发烧、恶寒、咳嗽、咳痰、干湿性啰音的时候，西医抗菌素非常有效，但当发展至慢性阶段，肺部纤维化、肺气肿、肺动脉高压，此时中医采用活血化瘀、补肾纳气等方法有一定疗效。再比如痢疾，不管是阿米巴痢疾还是细菌性痢疾，在急性期西医针对病原致病性选用相应抗菌素短期内可获较好疗效；慢性阶段，对于病原引起的机体反应性，抗菌素无效，此时中医辨证论治“行气则后重自除，活血则便脓自愈”，通过调节机体反应性的方法，使患者病情痊愈。
在内科邻域内，中西医结合就使病原的致病性和机体的反应性相结合。自从年，英国医生弗莱明发明青霉素以来，西医在抑制病原的致病性方面逐年进步，抗菌素层出不穷，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抗菌素在临床中广泛应用，在细菌内产生了一种内酰胺酶，这种内酰胺酶对抗菌素有抵抗作用，为了对抗这种酶，西医界发明了舒巴坦、克拉维钾酸，但随着克拉维钾酸的长期使用，又产生了对抗舒巴坦和克拉维钾酸的细菌。比如上世纪有90年代出现的一批超级细菌为抗甲氧西林耐药金葡菌（MRSA）、鲍曼不动杆菌耐药菌（AB）等，西医使用抗菌素往往无效；此时只能用中药，现在我们发现细菌的感染激活了机体内部的活化因子，从而产生了一系列临床症状，这一系列症状叫做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SIRS），SIRS出现的同时体内又出现抗炎性综合征（CARS），SIRS和CARS的相互对抗在机体内产生了瀑布效应，进而导致多脏器损害（MOF），多脏器损害未及时控制则会出现多脏器功能障碍（MODS），这就说明了机体反应性的重要性，以往西医只研究病原致病性，没有重视机体反应性，中医对待MOF、MODS，采用调节机体反应性的方法，通过扶正固本、托里透脓等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扶正祛邪之目的，所以病原致病性和机体反应性的结合在临床诊治疾病中尤为重要。
整体和局部的结合肿瘤是关系到全人类生存的大问题，极大地危害人类健康,据最新资料统计，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是（10-38）/10万，我国每年有万人发病，万人死于肿瘤，死亡率为60%之多，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9-11]。一般认为，手术是治疗某些肿瘤的首选方法，其次为放疗和化疗，不论上述哪种治疗方法，在抗肿瘤的同时都能损害人体的免疫系统。这一观点中医早有认识，正所谓“积之成者，正气之虚也”，“正气虚而后积成”，“积”就是症瘕积聚，这就是现代医学所称的肿瘤，正气虚弱肿瘤得以形成，“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侯”，“大实”指肿块，“羸状”则为机体虚弱，“虚”就是正气虚。中医自古用扶正固本的方法来消除症瘕积聚之证。西医只注重去除肿瘤病灶，忽视了手术、放化疗本身对机体的创伤，致使免疫、内分泌、代谢系统的紊乱，一部分患者从而产生感染，最后高烧不退，引起了多脏器损害。现在的放疗技术越来越精细，化疗药物越来越多，但疗效并未明显提高，这就说明手术、放疗、化疗都能够损害机体的免疫系统，残留细胞趁虚而起，引起肿瘤复发，所以这就是癌症始终没有解决的根本原因。而中医中药用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的方法，达到对整体的调节，古人留下了很多有效方药，但是没有找到规律，而这个规律只能用实验研究的方法逐步寻找、不断尝试，这就需要中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完善。
作者简介：裴正学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首先提出了“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为主，西药为辅”的中西医结合十六字方针，受到中医界、中西医结合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推崇。
编审：彭家大小姐责任编辑：陈柏材编辑：小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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